2021年11月12日20:21
编者按：11月8日至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回望党的百年历程，曾有过两个“历史决议”，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将于11月15日出版的本期《环球人物》杂志，详细记述了两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及重要意义等，现分上下篇推出，敬请关注。
邓小平会见外宾的时间通常都掌握得很准，到吃饭前就结束。但是1980年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谈话从上午10时开始，持续到12时10分，“超时”了。邓小平似乎言犹未尽，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两天后，也就是1980年8月23日上午，邓小平又见了法拉奇一次。两次加起来，两人一共交谈了4个多小时。采访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怎样评价毛泽东。邓小平当时正在主持编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其核心议题亦如此。
此刻，时代的脚步已迈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走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党内外的思想十分活跃。其间，有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把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错误加以极端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一些人还恶意攻击毛泽东。邓小平与法拉奇的长时间交谈，也是为了把这个问题讲透。
邓小平告诉法拉奇：“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所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建议大家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找出来再看看。”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然而，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发生一些偏差，指导思想也发生偏差，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在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推进。为统一思想，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人建议要像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决定，首先通过时任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作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个初步的基本估计。”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石仲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胡乔木曾说，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30年作全面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通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
1979年11月，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决议》起草小组成立。“参加具体工作的约有20人。起草工作是在中央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曾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起草小组的具体工作由胡乔木直接负责。”石仲泉说。
起草小组先写出了一份提纲，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1980年3月19日，他找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提纲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他还提出三点意见：“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形成了初稿，邓小平觉得还是不行。1980年6月27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
可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始终困扰着人们的认识。“初稿被邓小平否定后，我们起草小组这些人觉得，我们都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写的内容从学术角度来看没什么问题，却被要求推倒重来，我们感到束手无策。”石仲泉说，后来再回头看，实际上是大家当时站在历史中写历史，没有跳出来，站位不够高，没有理解邓小平的战略眼光。
胡乔木提出一个解决思想疙瘩的方法：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解决了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肯定毛泽东思想的“互相打架”问题。“胡乔木上手逐字逐句琢磨修改，不少段落推翻重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部分，基本上是他改成的。”石仲泉说，邓小平对这一版新的修改稿基本认可。
“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198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对《决议》稿进行讨论。这被称为“四千人大讨论”。“起草小组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我当时到广东省听取意见。大家畅所欲言，有代表性的意见，我们随时集中反映，写出简报上报中央。”石仲泉说。
大讨论过程中，重点也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些人，特别是挨过整的人，言辞激烈，夹杂着个人感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失误和错误，都应由毛泽东一人负责。对于毛泽东思想，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有人说，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等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在逻辑上讲不通。
这些偏激的看法，让一向以直言著称的时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听不下去了。他也挨过整，1959年被错划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1980年11月，在中央纪委的一次座谈会上，黄克诚一口气说了很多：“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黄克诚的报告一结束，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通过大讨论相关简报看到了大家的意见。1980年10月25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国内动态。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说，《毛泽东选集》的很多内容容易懂，而且管用；津巴布韦的胜利，基本上是毛泽东思想中符合于他们那里实际的东西所引导而取得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在思想上做不到实事求是。“想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人只是少数，但影响很大、很不好。”石仲泉说，“这时候，邓小平的战略定力就十分重要，他告诉大家，好的意见要吸收，不好的意见要坚决顶住。”
关键时刻，陈云提出宝贵意见。他在1981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决议》要达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目的，需要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邓小平说：“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
“后来，这个前言部分写得一气呵成，这一稿基本定型。”石仲泉说。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会议经过10天讨论，充分肯定了决议稿，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此后，起草小组又根据这次会议的意见作出修改。6月27日至29日，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决议》。会议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
1981年7月1日，在建党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用5个整版刊登了《决议》全文。《决议》共3.4万字，分8个部分：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
